1948年11月初，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沈阳市，沈阳市是我党接收的第一座大城市。在陈云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接收工作比较顺利，仅几天时间，沈阳的银行、商店、交通、电力、供水等就恢复正常了。
陈云意识到：要管理这样一个城市，需要大批干部留下来，尤其是懂经济的干部。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文中说：“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 [1]
组建接收大城市的班子需要懂经济的人才，中央马上想到了我党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的干部。这些人大多懂得经济工作。
周恩来致电钱之光：速动员一批党内干部及专门人才，于12月来 [2] 。
前面我们提到，1948年11月，连贯等回到解放区；12月27日在李济深等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轮船上，龚饮冰、卢绪章同行。卢绪章曾是广大华行的负责人，被中央调到西柏坡，参加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那时，虽然天津、北平（北京）还没解放，但是，我党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的事情了，而且，已经开始为上海配备管理者了。接收上海，那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个市长的问题，而是需要把各行各业、租界洋行、三教九流都管好的一大批人才。
为了抽调更多的干部回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央决定，广大华行划归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英文名称为：The China Mutual Trading CO.。
广大华行并入华润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1949年春节刚过，有一天，华润公司的支部书记袁超俊找到广大华行的另一位负责人张平，他们二人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就认识。袁超俊对张平说：“明天我们去九龙，谈件事。” [3]
第二天，张平和广大华行的舒自清一起，在渡轮上与钱之光、袁超俊见面，张平与钱之光1944年就认识，是老朋友。
他们四人一起去了九龙塘罗福道8号，这里是一个联络点，也是万景光的家，以前龚饮冰 [4] 曾住在那里，张平很熟悉，现在刘晓 [5] 住着。麦文澜等在门口，他领着四人上楼，而后，他自己下楼，出去放哨。
他们四人与刘晓都是熟人，寒暄之后，钱之光拿出一封周恩来、任弼时联名从西柏坡发来的电报，电文写着：
广大华行保留香港、纽约、东京、汉口四个分支机构，其余的机构一律结束，人员除舒自清、张平留在香港工作外，其余人员回解放区分配任务，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统一领导。
在场的五人都表示服从中央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办理好公司合并的手续，比如资产清理、部分股东退股等。
这是华润历史上的第一次合并，是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各地急需干部的背景下发生的。那时白区的干部都迫切希望回到解放区工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所焕发出来的建设热情吸引着每一个地下工作者。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广大华行的历史。
华润公司的股份全部是“党产”，广大华行则不同，其股权关系极为复杂，不仅下属公司多，而且股东成员大多有一定背景，甚至包括国民党高级官员。
广大华行1933年3月成立于上海，创办人是上海的五个年轻人：田鸣皋、卢绪章、杨延秀、张平、郑栋林。第一期注册资金200元大洋，主要从事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 [6] 。公司起名叫“华行”，为的是区别于“洋行”。
1935年，五人召开“南湖会议”，选田鸣皋为经理，张平负责日常工作。广大华行开始扩展。
1936年，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党中央决定派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回上海重建地下党，并批准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上海、江苏、浙江的地下工作。刘晓在上海建立起各部门委员会，还成立了两个特别支部，一个是“巡捕房支部”，一个是“海关支部”。
广大华行的五位创始人，从左至右，前排：卢绪章、田鸣皋、张平；后排：杨延修、郑栋林
当时在上海洋行工作的华人达十多万人，为了开展抗日工作，刘晓等地下党组织派石志昂到“洋行华员救国会”开展工作。广大华行的卢绪章、杨延修、张平都是“洋行华员联谊会”的骨干。
1937年11月，洋行华员联谊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保卫大上海”的宣传周活动，他们三人都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广大华行第一次参与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不久，卢绪章加入共产党。1938年后，广大华行的杨延修、张平入党，随后，张先成、舒自清、程恩树等也陆续加入共产党，广大华行党支部扩大到六人。我党派吴雪之到广大华行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在昆明又开了一家分行，注册资金为5000元，职工也很快扩大到20余人。这里的业务主要由杨延修负责。
张平迁到重庆开办广大华行重庆分行。
此时，广大华行的业务由上海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其组织关系则转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单线联系。1941年5月，周恩来安排严朴同志 [7] 以张平表兄的身份，任广大华行重庆分行会计。
几乎同时，张平又开办了成都分行。
广大华行另一位成员张先成，与包玉刚等四人合伙，在贵阳开办了“中美商行”。
到1942年，广大华行已经享有很高声誉，其资金已经达到20万法币。此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也注入了部分资金，其中一次达1.2万美元。1942年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广大华行开始与“魔鬼”打交道，在国民党的军统、中统里结交了一大批“合作伙伴”，其中包括陈果夫 [8] 。此时广大华行的总经理是卢绪章。
1944年秋，广大华行在美国开办纽约分行，舒自清前往，注册资金20万美元。舒自清从美国施贵宝药厂购买药品，并取得了施贵宝药厂在中国的总代理权。
1947年，上海广大华行总行西药部欢迎美国施贵宝药厂克雷麦先生。中排右三为张平
设在纽约华尔街120号的广大华行纽约分行
广大华行与苏联也建立了贸易关系。
1948年6月，广大华行的地下党联络员赵平和妻子沙平被捕，沙平叛变。8月起，广大华行的全体党员陆续撤到香港 [9] 。
就在他们到达香港后不久，我党做出了抽调干部接收上海并把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的决定。
钱之光、刘晓等五人讨论决定：由张平负责办理各地广大华行分支机构的结束清理和交接工作，剩余资金全部集中到香港。
以1948年底为限进行资产结算，广大华行为小股东办理了退股与分红，对曾经支持过广大华行的朋友都给与了一定回报。我党的投资和此前已经上缴给上级党的经费不计，广大华行最后资产额为100万美元。广大华行的几位发起人把这100万美元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后，仍保留了自主经营权。舒自清从美国回到香港后出任广大华行总经理，高平叔任副总经理（协理）。卢绪章总经理以“请假半年”为借口离职，乘坐华润租用的苏联轮船阿尔丹号离开香港，回到西柏坡。1949年2月，他第一次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从大老板变成了解放军军官，参与新中国建设。
张平（左）、卢绪章
1949年4月，完成了华润公司与广大华行的合并后，钱之光接到上级指示，回北京汇报工作。
钱之光与杨琳话别。看到钱之光和干部们一个个相继调回，杨琳的心情很复杂，他也希望回到解放区工作。从1930年初到1949年初，杨琳参加革命20年，除苏联两年、延安半年外，都是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杨琳渴望上前线，渴望与战友一起高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钱之光完全理解杨琳的心情，二人依依不舍。
4月底，钱之光乘坐华润公司租用的宝通号（Pronto）轮船运货北上，船上的理货员有林忠敬和白平民等，所载货物主要是棉花，直驶天津。
华润副书记林其英和妻子唐淑平同时北上。
1949年5月初，周恩来通知钱之光和夫人刘昂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10] 。钱之光向主席简要汇报了华润在香港的贸易工作和统战工作，主席听了很高兴。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钱之光又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研究了华润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
周恩来建议钱之光留下来，与熟悉上海的民主人士一起，制定一个进口计划，以便帮助上海尽快恢复生产。
几天后，上海解放。
7月，钱之光随陈云奔赴上海。
上海解放后，广大华行的卢绪章、杨延修、吴雪之等都参加了接管上海的工作。在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处长徐雪寒，副处长吴雪之、卢绪章，杨延修为工商处副处长。当时，上海的大米面粉仅够市民吃半个月，煤炭只够烧7天。上海是纺织工业基地，由于没有棉纱，工厂停产。在陈云的带领下，他们开始为解决“两白一黑”而奋斗。
1949年8月，留在华润的张平回到上海，着手把上海广大华行改为华润公司办事处。在上海，他见到了老战友钱之光、卢绪章、吴雪之等。
这次会面之后，8月13日，张平给华润业务主管袁超俊和刘恕拍了一份电报。这份看似普通的电报，却真切地记录了华润公司与广大华行合并时的情况：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无私心，不计较，大协作，党性高于一切。
电文写道：
港管委转袁超俊、刘恕二同志并舒自清：
已与钱（之光）、卢（绪章）、吴（雪之）等商讨决定：
（一）组织上照旧。
（二）业务上，沪与卢（绪章）等、港与石（志昂）等密切联系合作。
（三）对美、日业务加强，沪、津公司业务结束，改为代办处。民安中心结束或改组。
存货可全部运沪、津。盐尽力售出，港存货全部要。轻柴油亦急要。……请与石兄合作推销报价，张（平）待初步完成沪业务部署后返（北）平转港。
张平
张平知道，华润董事长钱之光在上海与华东财委贸易处处长卢绪章等制定了一个很大的进出口计划，这个计划需要杨琳带领华润员工在香港实施，这是关系到接管上海能否顺利的大事，因此，他嘱咐道：上海的进出口业务要与卢绪章密切合作。
他还提到石志昂，石志昂此时在香港的另一家“党产”公司，隶属于华东局，他主管的合众公司与华润合作很多，后面将提到。
随着张平对国内业务的清理，广大华行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在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以后，广大华行的海外业务先后结束，但广大华行的公司名称一直保留到7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