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生活在今桐城、枞阳大地上的桐城桂林方氏从方学渐到他的玄孙方中德辈，五代治《易》，开创了博大精深的“桐城方氏易学派”，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说起成就方氏易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十一世方学渐、十二世方大镇、十三世方孔炤、十四世方以智、十五世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其实，成就桐城方氏易学派的还有一位关键性的代表人物，他就是桐城桂林方氏十二世方鲲。
方鲲，明末清初在世。原名大鲲，字羽南、梦明、梦名、孟明，号丽木，又自号石门易隐，学者私谥文潜先生。方孔炤从父。
《桐城耆旧传》载，方鲲，明天启年间诸生，“以才颖发名。后益耽思经籍，谓文艺非儒者所急也”，便师事方学渐，开始治《易》，与方大镇、吴应宾、王宣、黄道周、姚孙棐相交游，砥砺风节，辨析学问，谈易论天下。恰“会豫章叶兼山讲《易》桐城，与之语，叹其凤慧，尽以授之，由是冥契开解”。方鲲“得叶兼山先生传授先天图学”之后，对《河图》《洛图》所涉及的象数易学产生了深厚了兴趣，“即弃诸家易说，专讲图说”，尝“推《河》《洛》纵横之图，以测古人制乐用兵之法，往往悉合。黄石斋（道周）先生叹为前古未有”。
方鲲入清不仕，“生平专精湛思”，“闭户注《易》者三十年”， “搜百氏之说，综众家之妙，冥心静悟”，于明崇祯年间撰成《易荡》一书。“其书不载经文，不依周易卦次，惟据《大传》八卦相荡之义，纵横图之八卦相重，卦荡为八卦，所以取名曰《易荡》”。陆求可在《易荡序》中称其：“或得解于象表，或会意于言先，原其图画而推其理数，考其象变而索其文辞，大都主《大传》相荡之。义而尽其变化之神，能令田何让，管费郑逊席。……羽南缵述儒先成一家之言。”
方鲲的易学思想当属典型的象数易学派。他在《时论序》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河洛》既兆，《九图》用彰，卜画已陈，象变斯备，时至事起，数极变生，圣人有徵焉。周文志在明夷，道在小畜，其当殷周之际乎？宣尼服膺斯文，龙潜畏匡，乃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岂先后之殊途哉？两圣人中更易学思想之时为之也。《易》之言时者，莫备于乾。而假年学《易》，庶无大过，乃始喟然于变通趋时。嗟呼！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方孔炤为其《易荡》作序曰：“从父梦名……蕴奇炳采，游于豫章吴越，与名公巨人参究奥窔。……得《易》深矣。……从父怀大道于伐邑，而翼予于荆棘刀砧中若而年，非第说《易》而已也。伦常彝极、日用饮食，有洁净精微之修名焉。从父存乎德行，而文字其续馀乎？”方鲲的易学虽然是以图学为主，但常常以数来表达其哲理，“著图以该其义，设卦以广其象，别爻以尽其变”，在他看来，先天与后天并非殊途，数与理并不相悖，洞察变化之几是领略易学神韵的关键，万象变化都呈现于人心，只有磨练心性，才能准确地认识变化的轨迹，把握变化的细微之处，精确地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为此，治易当包含“伦常彝极、日用饮食”，学易重在变通趋时，重在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这些，都符合桐城桂林方氏家传易学转变时期的思想。
方孔炤为其《易荡》作序曰“从父梦明先生读《易》有得于心，门人受学益广，因而著《易荡》之文，小子奉诵鹿湖中。……小子冥趋惛然，范于阴阳之东西南北，而幸赖家有名士从学，以思补过也。若饥十日，而啖太牢矣。”余飏《方潜夫先生时论序》中说：“先生（方孔炤）之学易也，以统有无之中为极，以《河》《洛》为端几，而要归于时用。”在方鲲的影响下，桂林方氏家族从方孔炤开始，统合了象数、义理治《易》的思路，创立了以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
“潜龙勿用”历来是中国易学长期论述的永久话题。从卦象看来，《乾》六爻为阳，象征六龙，初九为“潜龙勿用”。龙善于变化，无往而不利，作为君子而言，他的德行犹如龙，即使身处下位，无法施展抱负，也不会盲目冒进。方鲲认为，《乾》初爻为阳，可以视为“《乾》首，从卦象来看，“乾象马，初拟龙，震为龙。乾道变换，龙亦变化，六爻皆称龙，从《复》初来也。《复》一阳为天地之心，先王闭关息物以养微阳，以《乾》初之所以称潜，而首不可见也”。也就是说，从《复》与《乾》之间的关系来看，“潜龙勿用”是“一阳来复”的基础，“一阳来复”能够呈现“天地之心”，而“潜龙勿用”却将“《乾》首”隐藏起来，一显一藏，形成鲜明的对比。方孔炤赞同方鲲的观点，取法“潜龙勿用”，重视“修身俟命”，他的字号“潜夫”、“潜老夫”就取于《乾》初九，“潜”成为方孔炤的治《易》的重要特征之一，晚年他体验到了“潜龙勿用”的真义，于是便“行窝潜老，家学忘食，方悚荷薪，合编今古”。到方以智论述“潜龙勿用”的意蕴时，指出：“大潜，即大密也。就爻位而论之，初是入事之潜。”以“大密”来解释“大潜”，将“退藏于密”作为积蓄实力的有效方式。方鲲、方孔炤、方以智秉承儒家刚健有为、积健为雄的精神，强调学问、时机与地位的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厌学、躁动与出格行为。作为君子，应坚守道德思想，“以畜其生机而厚发”，随时而动，将刚健有为的精神转化为“时用”的才能，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标。
方鲲在《易荡》中说：“自甲先至艮。艮者，阳之终也。自甲后至巽。巽者，阴之始也。先后皆历三位。艮、巽合而成《蛊》，终始合而蛊治矣。庚居后天兑位。考之《后天图》：自庚后至艮。艮者，阳之终。阳自能永贞而有终也。先、后亦历三位，《蛊》五变而成《巽》。《巽》无初有终，而吉无不利矣。且先、后天艮、巽之方皆未及甲、庚，而文、周于此致戒焉。”就是说，在先天八卦中，从震到艮，阳气由弱到强，进而由盛转衰；从巽到坤，阴气由弱到盛。世事循环往复，始终处于轮转不息的状态。方鲲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观点，往往成为桂林方氏解《易》的契机与切入点，方孔炤有“圣人知忧患，故名《习坎》”之语；方以智在论述“不忘沟壑，生于忧患”之说时，多次表明此乃“宗一先生（吴应宾）与先廷尉（方大镇）所以合《习坎》之教也”，他认为，只有将《象》所说的“君子以常德习性教事”转化为指导思想，才能摆脱困境。另外，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在揭示、论证《同人》《大同》《大有》《小畜》《小过》《革》的基本涵义时，或多采方鲲之论说，或援引了《易荡》所采用的方法。
方鲲早年工诗善文，稍长“视诗文（为）剩技耳”，唯专心于“大易一书耳”，终身以授经为业，为传播、发展桂林方氏易学不遗余力。方孔炤在《周易时论·凡例》中说：“王虚舟、曹白笴、钱尔卓皆事先祖。虚舟晚穷河洛，白笴、尔卓善析名理。家羽南氏，采兼山之近道者，启蒙之学彰彰矣。”方学渐是方氏易学的开山式人物，方鲲为方氏易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了家族易学研究的新篇章，影响了方氏几代人。
姚文然在《易荡序》中写道：“羽南方先生与先君子（姚孙棐）称髫龀交，晨夕唱和凡数十年，风雨无间也。先生每过予家，则予兄弟次第以诗文请益，先生一一评定，讽咏可听，加以诲导，即莫不人人各得所愿而去。”姚孙棐（1598—1663）与方鲲相交最善，有作于明天启四年（1624）的《同方丽木过亦园课童仆》和作于天启六年（1626）《方丽木与余共事亦园有年矣》等诗，纪其二人在“西山亦园”教书授徒之“快事”。陈襄的《易荡序》云：“忆昔备兵舒皖间，龙眠以经学善江左，而《易》为尤盛。惟姚氏一门，家世《春秋》，迺乃姚子经三独以《易》魁乡会两闱，窃疑经三于家学外有别传也。已知掌垣若侯年翁并太翁戊生年伯，虽治麟经兼通易学。有方子羽南，得先天图学之秘传，与太翁莫逆交，时时为诸姚讲授易理，姚氏尽得其学。”
以科举、官宦、文化世家著称于世、祖居在今枞阳麻溪河旁的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世传羲经”，治《易》是其家学传统。姚孙棐“十岁能诗”，“治麟经兼通易学”，可谓学问精深。但他却十分敬服布衣方鲲的“平生才与学”，延请他为儿女的老师，“评定诗文”，“讲授易理”。在方鲲的谆谆诲导下，姚孙棐的八个儿子，或有功名，或有文望，一门才俊。长子姚文烈、长女姚凤仪、次子姚文勋、三子姚文然、四子姚文鰲亦以易学称名于世。如姚文然认为一部《易》全在教人知“无咎”二字，徐秉义在《姚文然文集序》中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尤邃于《易》，故集中诠《易》特详”。
桐城桂林方氏易学以方学渐为开端，到其继承人方大镇那里，都是以义理为主；桐城麻溪姚氏治《易》，从姚实虞开始，到其传承者姚之莲时代，亦以义理为要。方鲲是方学渐的弟子，方孔炤、姚氏诸子又从之学，架通了方氏易学与姚氏易学彼此相互沟通的桥梁，为推动桂林方氏、麻溪姚氏家传易学向象数方面的转变和统合象数、义理治《易》思路的形成以及方氏易学派的创立，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作者：王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