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彼得格勒、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和军事要塞相比，维捷布斯克如往昔一样清新、宁静，木结构房屋依旧歪歪扭扭地堆在一起，牛、羊、鸡不停地从中穿梭往返。由于毗邻农田，食物供给充足，因战争引起的饥荒并没有对维捷布斯克构成威胁。
夏加尔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热情支持，准备在这里创办一所艺术学校。他整日奔波忙碌，千方百计寻求支持，筹集资金、颜料、画笔，竭尽全力争取免除学生的兵役，除了从娘胎里带来的长发、鲜红的面庞中还残留着画家的痕迹外，夏加尔俨然成为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务员——俄式竖领衬衫，腋下夹着公文包，四处游说，只为了实现他狂热的抱负：在24小时内，将身边的大群青少年造就成艺术天才。
1918年10月，整个俄国都沉浸在革命周年庆典的筹备活动中，彼得格勒冬宫前的广场上飘扬着立体-未来主义设计的旗帜，花园里、街头广场上架起了马克思的半身石膏像，四周还不时传来《国际歌》的乐曲声，工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在维捷布斯克，觉醒的市民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在积极地为这次盛大庆典做准备。大街小巷，每个角落，甚至汽车上都挂满了标语口号，画师们正忙于临摹夏加尔的山羊、母牛和笨拙的人物，然后张贴到建筑物上，或在城中巡回展览。
据埃夫罗斯1930年回忆说：“夏加尔的确在所有的栅栏、路标上都贴满了颠倒的奶牛和猪。”可以说，在夏加尔的公共行为中，包含了太多的自我表现色彩，不仅受到保守的苏维埃艺术理论家的攻击，也遭到学院派的反对，夏加尔开始陷入孤立境地，任何慷慨激昂的辩解都将无济于事。苏维埃政权很快便送来一批学院派风格的马克思胸像来装饰维捷布斯克的公共空间，幸而有卢那察尔斯基的庇护，夏加尔才得以安然无恙。
夏加尔在1918年10月23日维捷布斯克《艺术委员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革命》的文章，在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艺术观念：
“今天的艺术和明天的艺术一样，不需要内容……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应通过纯朴的智慧取得成功，打破一切思想上、形式上的文学烙印……无产阶级的艺术既不是无产阶级者的，也不是由无产阶级者创造的，它是无产阶级艺术家的艺术，在他的‘创造天赋’中，汇入了无产阶级意识，充分知道他和他的天赋属于集体……与中产阶级那些迎合民众口味的艺术相反，无产阶级艺术家从未终止与常规惯例的斗争，他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人民大众……从古至今，纯艺术始终属于少数人，但是现在，这样的历史将被重新书写。”
1919年1月，维捷布斯克艺术学校在一幢改造后的银行家别墅中正式落成。主要教员包括杜布任斯基、梅克莱尔、伊凡·普宁、利希茨基和后来加入的佩恩、马勒维奇等人。夏加尔没有当选第一任校长，只是在杜布任斯基辞职后接任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当局认为夏加尔的艺术、态度和行为举止过分自我，很快便由埃尔莫拉瓦接任。尽管任期非常短暂，夏加尔还是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是艺术学校精神上和实际操作中的双重领袖。
1919年底，马列维奇的到来，使学校内部的分化日趋表面化。马列维奇是莫斯科前卫艺术的领导人物，早期属典型的“俄国印象主义”风格，后经过新原始主义（与拉里奥诺、冈察洛娃画风相近）、立体主义，最后发展形成精密的几何抽象风格，即“至上主义”。主张放弃对周围事物的客观描述，通过纯粹的艺术情感揭示事物的本质，认为最有价值的“纯艺术情感”，即方形、圆形、角、交叉，其中方形最重要。截至1917年，他的作品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极少主义倾向和神秘色彩，并且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画家王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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