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底稿的震撼和一个读者的质疑
这次上海书展最吸引我的，是它为工具书开辟的专题展览厅，插架万轴，琳琅满目，大略呈现了近七十年来我国该领域的编纂出版成绩。说来惭愧，直到硕士二年级，我才因撰写论文之需而留心这类图书。《文史工具书概述》（赵国璋等著）、《校雠广义》（程千帆等著）等书指导我，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查检哪些文献，从而避免对“百度”、“知网”及数据库的过度依赖。可惜的是，尽管工具书对读书治学不可或缺，学校却未设置相关课程，老师也少传授相关心得，以致一些学生直到毕业也没有充分重视和利用。我成为图书编辑之后，在工作中也发现一些原本借助工具书就可避免的疏误。比如“亲朋卒至”之“卒”，作者以为“同‘萃’”，意为“聚集”；其实应作“突然”解，音cù，又作“猝”，《世说新语》有“暴雨卒至”、“使者卒至”。再如“溟涨无端倪”，作者释“溟”为“海”，则“溟涨”似谓海涨；其实“溟涨”分别指“溟海”和“涨海”，二者均为古籍所记海名（见《十洲记》《梁书·海南诸国列传》等）。有位作者在引文“弟一流”之“弟”后括注：“应为第”，似说“弟”为“第”之误；其实“弟”正为“第”之初文，《说文解字》即以“弟一”、“弟二”排序……如果勤于并善于利用工具书，不难减少上述臆说通假、望文生义、以今律古等问题。我甚至认为，一部赅备精核、检索便利的工具书，足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价值不知胜于多少“重大课题成果”。比如我社出版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等编），方便了多少明清文史学者！
言归正传。在工具书尤其是词典中，“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大词典》久负盛誉，其内容之丰赡（汉字二万多个，词语三十七万余条，《订补》新收及订正条目达三万余），几可谓“没有查不到，只有想不到”，能够扫除文献阅读中的多数障碍。该书第二版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第一册征求意见稿80%以上词条均有修订），计划于2025年完成。这次书展公布了第二版的部分底稿，我驻足观看良久，只见每页纸上，满面涂改，丹黄灿然，订补篇幅几与原稿相侔，一如学者江蓝生所说的“百衲袍”。底稿旁边是《编纂手册》《引书格式》《工作用表》，足见通盘规划之全与精，让我心中顿生敬意！爱惜名誉和字纸的古人，“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于叩缶，顾取笑乎鸣玉”（陆机《文赋》），所以有“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之诫（颜之推《颜氏家训》），又有“文字频改，工夫自出”之劝（吕本中《童蒙诗训》）。如果所有的作者、编辑都以这种严谨负责的精神对待作品，“灾梨祸枣”之诮，庶可免乎？
《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修订稿
《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编纂手册》《引书格式》《工作用表》
老版本《辞源》《新华字典》等
工具书专柜
我在本社摊位值了两天班，切身感受到人们的不同阅读需求：有人一见繁体竖排就摇头，有人非要此种不可；有人喜欢简约淡雅，有人热衷图文并茂；有人执着古色古香，有人只要白话翻译；有人希望字大行疏，有人更重价格实惠……有趣的是，大概因为前阵子报道的华为公司产品取名多自《山海经》（所谓“几乎把整本《山海经》都注册了”），不少读者就专为此书而来，一时有供不应求之窘。这番经历能帮助我在编辑工作中更多地考虑读者因素。虽然连续站立六个小时深感疲惫，心中却有一种服务的快乐。唯独一位读者的质疑出人意料，他手持《中国史纲》（张荫麟著，收入《蓬莱阁典藏系列》）发出“三连”：“这书不是已经出滥了吗？怎么还出啊？浪费社会资源！”我只是笑笑，没有回答。我心里相信，是否“浪费社会资源”，不取决于同类书籍的多寡，而取决于编校质量及读者评价的高低。“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正是我社一向秉持的出版理念，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推出的《蓬莱阁丛书》（收书五十余种，各附名家导读）至今仍能改版重印的根本原因。
1999年版《中国史纲》
2019年版《中国史纲》
有位衣着朴实的腼腆小哥，手持茶杯来到我社摊位，一口气买下5280元的《宋拓淳化阁帖》，并对我说，他从事高危性质的天然气行业，同时对图书很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