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杭州城里有一条名为校场巷的小巷子，它从那片低矮的丑陋的老屋丛中爬伸出来，歪歪扭扭地通往西子湖畔。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这里临街的民居忽焉开始大肆破墙开店，开的大多是吃食店，一口铁灶，两张方桌，叫卖的基本是片儿川，油煎饼，蒸大包，或是盒饭便当，夫妻老婆店。时值1980年代的末尾，正是中国经济大变革前夕的隆冬，诚所谓春风未起，野草先生。在这市井巷子深处，有一家小饭店显得鹤立鸡群，两层楼的老房子经过偷梁换柱的整修，露出西厢人家般的旖丽，窗轩被描成古典红，菱形的窗棂镶嵌着彩色玻璃图案，虽然没有雕栏画槛的高贵，却添了几分青楼酒肆的暧昧，门楣上“红怡村”三个金字招牌尤为勾人遐想。
当年一位喜欢饕餮也懂得品味的杭州佬儿带我到这里吃饭，我由此见识了新潮杭帮菜的发轫地。
红怡村的老板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瘦弱的江南汉子，一身跑堂的打扮，恭敬谦卑地把我们引上二楼雅座。上热毛巾，上茶，上瓜子，我们顿时坠入一种家常来客般的氛围里。那时红怡村连菜谱也没有印，全凭老板的一张嘴来给客人介绍菜肴。他从见到来客的第一眼其实就已经知道对方是何方神仙或江湖来客，随便聊上几句，就对来客的身价和需求了如指掌，然后介绍本家菜肴，既有拿手的也有时令的，既有对胃口的也有体现身价的。
红怡村的佳肴至今令我回味。清蒸河鳗，整条的鳗鱼被盘成一个圆圈，头翘在外，尾收在内，形似龙盘；青背白肚，腰身上间隔整齐的刀切面上弹出了雪白的嫩肉，掇以碧绿的细葱，清爽到了极致，鲜嫩到了极致。清炒滑芦，每个杭州人家里都会做的下饭菜，但红怡村的刀工精细，每一片都是晶莹剔透，匀称，急火爆炒后再收以淡淡的勾芡，淋上两串香油：一个简单的家常菜顿时满堂生辉，令人食指大动。清水河虾，对河虾鲜活大小匀称，用的是虎跑泉水，急火烧开，跳入活虾，窜水后迅速捞起，立马浸入冰水中片刻，再捞起装盆，由此虾肉甚有弹性，鲜香。家常菜里也有阳春白雪，堪称红怡秘门的蜜汁火方，选用新鲜上等的金华乳猪火腿，从上方中央割出五厘米见方的一个正方体，切成匀薄透光的片儿，底下铺上薄薄的千张，上面浇以私家秘制的蜜酱，高火蒸出，香溢满屋，入口生津，妙不可言。红怡村的另一个看家菜就是野鸭笋干煲。从黑市高价购来猎得的野鸭，只选其中乳鸭，配以细嫩的天目山笋干，加姜，葱，料酒（据称用的是某品牌的红葡萄酒），盖煲上火，先急火滚开，然后好几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端上桌来的时候汤水金黄浓郁，鸭身红里泛白，精华全在汤里，慢慢喝下，犹如佳酿美酒，一条热线穿透肺腑直达丹田，有一种夫复何求的满足。
那时候的杭州餐馆，带头的依然是国营的老三家：楼外楼，天外天，还有知味观。在冷若冰霜的营业模式里抱残守缺着所谓杭帮菜的四件套：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醋鱼，叫花鸡。杭州的私家小菜馆就在这样的萧条中出世。
红怡村启蒙了我的美食家味蕾和品位。红怡村的老板并不忌讳与食客交流他的烹饪方法。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的清蒸鳜鱼如此清淡无腥，而且上得桌来品相如此完美？他告诉我，所谓清蒸，其实必得先下大锅氽水一下，去除血丝和腥味，然后摆盆去蒸。他有这份自信：即使告诉你配方，你也未必能烧得出来。技巧是一回事，火候是另一回事。中间隔着一层悟性。
那位勤勉而能干的红怡村老板后来的故事真叫人唏嘘不已。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坏。有钱以后的红怡村的老板最终栽在了赌上面。开始的时候是饭店关门之后约上三五朋友在店堂里玩几把麻将，作为一天辛苦劳动的调剂和快乐。后来变成通宵达旦地搓，再后来一伙人到宾馆包了个房间24小时无休止地赌，人性的沉沦恰如重力加速度一般无法自制。饭店也懒得去打理了，任由下面的人去操作。红怡村在饮食江湖里的声名日衰。附近开出好几家规模更大，装潢更豪华的酒店，把慕名而来，又失望彷徨的原先红怡村的食客都吸纳过去了。两年后，老板终于把整个店铺赌光了。他无奈把红怡村盘卖给别人，新老板却留下他在店堂里当跑堂，成了个伙计。他倒也不懊恼，不憔悴，重新披挂上阵，立门迎客，把熟悉的老客人招呼回来，认认真真地为客人点菜。红怡村恢复了杭帮菜中的江湖地位。他接受了命运的戏弄，只是不觉痛苦，因此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伙计的角色似乎更适合他，这样的人也是值得尊敬的，他回到了生活的轨道中。
